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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制作的电视专题片《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播出第二集《严惩政商勾连腐败》，海南省委原书记罗保铭、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徐宪平等落马官员出镜忏悔。
■罗保铭，1952年10月出生，1969年5月参加工作。曾长期在天津市工作，担任过天津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2001年7月，罗保铭调任海南省委副书记，2007年获任海南省省长。2011年8月，成为海南第九任省委书记。2017年4月，退居二线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退休。2024年7月25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罗保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2025年1月24日，罗保铭被开除党籍。2025年12月9日，罗保铭因受贿超1.13亿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
罗保铭仕途起步于天津，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担任天津市商业委员会主任期间，就首次突破了纪法红线，一笔收下了一名商人送上的50万元现金。
2001年，罗保铭被调到海南工作，但他与这些商人老板的瓜葛并没有就此断开，而是跟随他延伸到了海南。这种“带老板上任”，也是当前政商勾连腐败的一个突出特点。一些领导干部官当到哪里，就把熟悉、信任的商人老板带到哪里。这些商人老板自然想方设法紧紧攀附罗保铭，而罗保铭也乐意与这些腰缠万贯的老乡们“互惠互利”。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九监督检查室副主任李申凯表示，商人老板看中的是领导干部的权力，领导干部看中的是商人老板能给自己带来的潜在的利益。老乡有一个天然的亲近感，相互请托办事，然后给对方再输送利益。
天津商人张某是和罗保铭“互惠互利”的老乡之一。张某在海南开发了一个房地产项目，擅自多盖了两层，由于周边建筑有严格限高规定，相关部门发现后勒令其立即拆除超高部分。张某找到罗保铭，请他出面联系相关领导干部，为这个违规建筑“开绿灯”。罗保铭的招呼自然不白打，但为了掩人耳目，他收受好处的方式十分隐蔽。起初张某提出给他在海南送套房子，罗保铭觉得太惹眼就拒绝了。但转过身，就由罗保铭爱人看似不经意地提出，天津有两套房子太旧了，打算改善改善，张某立即心领神会，就把罗保铭家的两套旧房子、小房子，换成两个单元的大房子、新房子。
以旧换新只是“障眼法”的一种，罗保铭和另一名天津商人杜某的权钱交易，则是通过高价卖房来遮掩。罗保铭利用职权帮助杜某在海南承揽了大量工程，而杜某则以远超市场价数百万元的价格买下了罗家在天津的一套旧房产，通过这种看似合法的交易行为，来进行非法的利益交换。
在罗保铭培植的老乡圈中，不仅有商人老板，还有领导干部。他利用选人用人上的话语权，在多个岗位布局“自己人”，董宪曾就是其中之一。董宪曾早在天津就曾是罗保铭的下属，两人先后调到海南工作后，在罗保铭这位老领导关照下，董宪曾的仕途也是一路顺风，先是被提拔为琼中县县委书记，随后又将他放到了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岗位上。交通运输厅有“自己人”把持，罗保铭在这一系统想办的事也就畅通无阻。不论是为商人老板协调项目、承揽工程，还是插手交通运输厅内部的干部人事安排，罗保铭一句话，董宪曾自然就会办妥。
老乡圈还只是罗保铭搞政商勾连腐败的一个方面。到海南工作后，他还逐渐交了不少“新朋友”,原海航集团的多名高管，就和罗保铭关系非同一般。罗保铭以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作为冠冕堂皇的幌子，给予了原海航集团诸多支持。而私下里，他则长期接受这一企业为他本人和家人提供的全方位高档服务。
据李申凯介绍，罗保铭及家人多次乘坐原海航集团公务机到广东、山西、甘肃、陕西等地旅游，罗保铭家人还在原海航集团的安排下，多次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瑞士、西班PG电子娱乐平台牙等国旅游，相关费用由原海航集团承担。原海航集团在海口专门为罗保铭母亲提供了一套建筑面积三百多平方米的别墅，供其免费居住使用四年，并安排保姆贴身服务，相关费用也是由原海航集团承担。
就连罗保铭女儿的婚礼，场地也是由原海航旗下的一家酒店提供，礼仪、宴席、酒水等相关费用，全由原海航集团支付。在罗保铭的纵容下，他的多名亲属也都坦然接受商人老板提供的各种便利和好处，甚至深度介入权钱交易。
■徐宪平，1954年10月生，1973年3月参加工作。曾任长沙市副市长、湖南省计委主任。2003年，担任湖南省副省长、党组成员，2006年晋升省委常委。2009年5月-2014年12月，徐宪平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后于2016年8月获聘为国务院参事。2025年3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70岁徐宪平被查。同年11月，徐宪平被开除党籍。
在“退而不休”、利用“余威”谋取“余利”问题上，徐宪平表现得尤为典型。他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在经济金融领域颇具知名度和影响力。2015年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岗位退居“二线”后，徐宪平受邀担任高校特聘教授，时常到党政机关、大型企业、社会团体参加论坛讲座、课题研究、规划编制等活动，频繁接触政商两界人士。这些本是运用专业能力继续发挥余热的舞台，但徐宪平却将其视为保持自身影响力、勾兑政商关系、进而谋取私利的平台。
徐宪平表示，“我认为船到码头车到站了，就没什么顾忌了，把请托办事谋取私利不当一回事。我说了一句话叫，世界真奇妙，退休才知道。这就是放任，完全是放任自己，思想上没有弦了。”
2017年，一家央企邀请徐宪平参加企业深化改革课题研究，徐宪平由此结识了该企业负责人。不久后，徐宪平就向其引荐了私营建筑商黄焕，要求将黄焕的企业纳入该央企的合格供应商库，表面是为黄焕公司引荐、开拓市场，实际上是为自己开辟牟利的新渠道。
黄焕是徐宪平一个朋友的侄子。徐宪平退居“二线”后经常往返北京、长沙两地，因此在长沙购置了一套房产，交给了黄焕装修。另有所图的黄焕格外用心卖力，只收了30万元费用，但实际花费却高出了几倍。而随着交往越来越多，黄焕主动充当起了徐家的“管家”角色。黄焕表示，“我就给徐宪平提了请求。我说您，包括您家里任何人回长沙，都由我来做后勤保障工作。我就派专车、派专职司机跟着跑。他们回来之前，我会派人去专门把他家里卫生里里外外全部搞一遍，水、电、燃气都会随时查看，不够的就马上补充几百块钱放里面。”
徐宪平觉得黄焕懂事、靠谱，就有意将他培养成自己的利益代言人，通过帮他承揽工程项目，自己从中获得利益。经查，徐宪平不仅帮助黄焕企业进入了某央企合格供应商库，还帮助他承揽到两个棚户区改造施工项目。黄焕由此获得了巨额利益，徐宪平则由家人出面以所谓“借款”名义，从黄焕手中收了数百万元贿赂。
以借为名来掩盖权钱交易，是徐宪平的常用手段之一。一辆从2018年到2025年一直供他家庭使用的豪华汽车，也是湖南一家企业“借”给他的，保险、加油、维修保养各项费用都由该企业支付。这家企业向他输送的利益，远远不止“借”给他一辆车。该企业法定代表人方鸿早在2004年徐宪平担任湖南省副省长期间就和他相识，通过长期陪他打网球拉近关系。到2007年，方鸿提议徐宪平入手一点他企业的原始股，表面上看似是市场行为，但其实双方都明白，这只是又一种隐蔽的利益输送方式。
徐宪平安排妻子姐夫的公司出面认购了这些原始股，此后，徐宪平利用职权和影响力，为方鸿企业重组并购、上市打招呼，不遗余力扶植其企业发展壮大。到退居“二线”后，徐宪平才着手兑现利益，于2018年到2019年期间通过减持、抛售股权获利，再加上前期分红，实际获利达数百万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二级巡视员朱震表示，“他是刻意在时间空间上将收钱跟办事割裂分开，他收受股权是在十多年之后才变现，这个时间上是拉得非常长的。”
这种以安排亲属入股为掩盖、搞利益绑定、权力与资本长期结盟的模式，徐宪平自认为十分隐蔽，也不止一次使用。向徐宪平行贿数额最大的一名商人老板陈志冬，就和他保持着这种长线年左右投身旅游业，主导开发张家界大峡谷景区。徐宪平当时是湖南省分管国土、建设、金融等工作的副省长，陈志冬和徐宪平的一名亲属曾是战友，他先从日常交往入手，逐渐和徐家多名亲属越来越熟，随后邀请其亲属到景区“考察”，进而提出可以出让一部分股权，建议他们家考虑入股。
徐宪平于是在2007年通过亲属和陈志冬商定，认购大峡谷公司5%的股权，由其代持，未来陈志冬再以股权回购的方式兑现利益。大峡谷公司5%的股权当时价值约300万元，徐家只是象征性地交了8万元。
退居“二线”后，徐宪平认为安全了，于是更肆无忌惮地利用影响力，为陈志冬公司的发展多方帮忙。陈志冬举例说，“领导们帮忙有自己的技巧，有自己的方法。比如说他有一次到张家界来考察，提早告诉我了，让我到机场去接，他也安排好了。这个应该是一种帮我站台的想法，效果也很好。”2020年，徐宪平着手开始利益收割。经双方商议，陈志冬以高价“回购”这5%股权，徐宪平从中获得“利润”数千万元。
■陈洪生，1963月3月出生，1988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区长、区委书记，黑河市副市长，黑河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等职务。2024年6月接受审查调查。2025年2月，陈洪生被PG电子娱乐平台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违纪违法所得已全部追缴。
2008年，刚刚担任爱辉区区长的陈洪生，看中了位于老冰沟的一片林地，一场“空手套白狼”的精心算计就此展开。
陈洪生先让妻弟安士纯出面注册了黑河务林苗木种植有限责任公司，自己隐身幕后遥控指挥。随后，他以支持爱辉区建设寒地经济林的名义，要求区里有关职能部门出资通水通电通路，把配套设施全部建好。设施一应俱全的林场，被当成“荒山荒地”承包给安士纯的公司，一包就是70年，每亩地的年租金只象征性地收1元钱。陈洪生是这个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他每个月给安士纯只是定期开一些工资，该公司的事宜由安士纯这个“白手套”出面办理。2012年，陈洪生故伎重施，使安士纯的公司再次获得了6000亩林地，一个多达万亩的“林业巨头”初具雏形。
在陈洪生的构想里，林场既能种经济苗木和农产品，又能向药材、保健品延展，“钱景”一片大好。没料到，他选的品种根本无法在寒地生长，第二年冬天全部冻死，没见到一分钱收益。种树不成，陈洪生决定改种草莓。这也需要大笔资金，陈洪生仍然没打算自己花钱，他授意爱辉区农业局拨付150万元国家补贴，又套取“菜篮子”项目资金59万元，供自家零成本创业。由于陈洪生和安士纯既不懂种植又不懂经营，草莓产业也以失败告终。
之后，陈洪生仍不甘心，又把目光转向了黑河市兴安岭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还是故伎重演，先用国家资金修好圈舍、道路，转手安排安士纯来承包运营。本该为濒危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的场所，摇身一变成了饲养梅花鹿的私人鹿苑。但陈洪生寄予厚望的梅花鹿产业，同样以失败收场。一次次无本“创业”，遗留下一片片荒废产业。陈洪生的诸般算计，最终给自己攒下一笔笔违纪违法事实。 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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